国际学术会议的初衷是为各领域的国际同行们提供面对面交流研讨的平台。其也是推动世界科技进步的力量之一。只有在国际舞台上锤炼出来的一流学问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而这个舞台，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是国际学术会议的舞台。
但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国际会议，能躲就躲。
学者们已经开始对各种国际会议避之不及。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所研究员王祥科说：“我现在已经很少参加国际会议了，能不参加就不参加，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干工作。”
从近日财政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的一纸《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国际会议的问题亦可见一斑，“对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进行全面清理”。就科技领域而言，中国举办的顶尖国际科技会议凤毛麟角的深层次原因又在哪里？
逐渐走样
根据《通知》要求：要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总量；明确国际会议议题；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不得擅自对外承诺提供任何免费服务，按照国际惯例不配备生活用品，不发会议纪念品，不赠送礼品，不组织公款游览、参观等。
对于《通知》的出台背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在华召开的国际会议数量过多，并且有些会议组织混乱，很多国际会议没有太多实质内容，只是打着“国际”招牌，开会要钱。因此这部分会议必须要严格削减。
中国办会自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增多，通过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办会记录可以看出，期间经历了两个高峰：1987—1988年和1993—1994年，之后就是平缓发展。
“1987、1988年是一个办会的高峰时期，中心一年能有40—50个大型的国际会议。但是，那时的国际会议水平不算高，因为当时硬件水平、各项设施还不行，另外，签证政策、外汇制度以及国家其他鼓励措施也有待改进，这在邀请外宾上就存在一定难度。”从事国际会议组织工作近27年的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主任何健告诉《科学新闻》。
在华举办的国际科技会议发展到近四五年，数目已经很是惊人。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处透露，仅中科院组织的百人以上的大型国际科技会议每年大约在330到360个左右。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吕永龙认为，之所以国际科技会议数量逐年增长，与目前中国科技发展迅速密不可分，并且，国际科技界希望了解中国科技界，也希望能到中国的科研院所观摩，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寻求合作机会。
但与此同时，国际会议数量的井喷也带来了诸如会议目的性不强，中方报告水平不高，与国际前沿和研究重点领域结合不够紧密，片面追求会议规模和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国际会议开始出现泛滥和贬值，更好地规范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势在必行。
新规范的影响
何健认为，《通知》的近期影响并不明显，但是长期影响必然会有。比如，有些国际组织的重要大型会议是要争办的，申请时就充满风险，需要充分准备，并有一定投入。决定争办会议的领导人要有前瞻性，全心全意去做，但在争办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争办者觉得有这个通知，上级对国际会议有限制，就不好申请经费了，于是不再认真去做争办工作，这样怎么能争得下来？
《通知》规定，百人以上的国际会议要慎办少办，何健对此也表示疑问，“实际上，很多国际性自然科技领域的学术会议参会者数目都要超过这个数，这样的限制条件很多国际科技会议都无法顺利召开。”
实际上，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办法〉的通知》（[2006]10号）的规定，就人数规模而言，外宾300人以上或是总人数在800人以上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专业或学术性国际会议才需上报国务院审批。
《通知》能起到怎样的效果尚待观察。这也并不是首次整改在华国际会议，从1985年就有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发布的关于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规范文件，1995年又颁布了《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和《重申加强外事纪律，严控在华召开国际会议》的文件，再到2006年的10号文，这些管理办法不能说不严格，但是，仍然没有遏制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泛滥贬值的势头。
如何整改
实际上，单从对国际会议的数量、规模和经费上限制规范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无法解决国际会议，尤其是国际科技会议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更为复杂。
吕永龙提到，在中国，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有重要成就的、具有战略性眼光、很强组织能力的科学家仍然数量有限。而只有这样的科学家才能将一个学科的研究推到国际前沿，才能领衔、组织好有影响的、大型的国际科技会议。
另外，中国科技界批判性的交流环境还非常缺乏。“我们各个层次的科学家，不是很善于提出问题，即使我们组织的国际会议，我们是否抓住了这个机会，与别人进行交流？我们善于听，但是并不善于批判性地提出问题、建议。”吕永龙说。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举办的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家是否真正参与到了会议中，值得商榷。事实上，很多人难以静下心来开会，经常是一个比3天的会议，中国科学家很少有能够听3天报告，交流3天的，中途离场现象十分普遍。而且有些知名科学家，仅仅是希望别人听他的报告，并无意听别人的报告，因此也使交流的气氛减弱。“有时候甚至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场面，有些国际会议在中国举办，我们创造了一个平台，让外国专家在讨论交流，而中国科学家则在一旁，参与的很少。这是我们急需改变的一个状况。”吕永龙说。
何健认为，还要在国际会议的审批上下功夫，请更懂行的专家来把关。并且，国际会议经费预算应该做严格，并严加执行。他提到，按规定，国际会议上报审批的时候，必须写经费明细，但是有些有办法的人，开始申报时写的经费自理，他就能在审批完之后，在办会过程中还是能要到钱。“规定有了，执行不到位，效果很难明显。”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根治中国举办的顶尖国际会议稀少的病症。对于国际科技会议当前存在的问题来说，《通知》可能治标，但是无法治本。
另外，大型国际会议诚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小型专题研讨会，小型研讨会对于集中研讨、解决实际问题、开展实质性项目合作都有重要作用。举办国际会议时，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偏重，但长远来看，两者应相互配合，不可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