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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3-01-28 17:32

 山东潍坊坊子区教育局改革:制定规则但不当裁判

山东潍坊坊子区教育局改革:制定规则但不当裁判
本报记者 李斌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1月28日   03 版)
    《潍坊坊子区教育局长放权记》(中国青年报2012年12月24日)报道了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2009年以来推行的简政放权的改革,文章刊出后,在教育界内部引起极大反响,但疑问随之产生:放权以后,教育局还能干什么?  

    简政放权之后,教育局的职能自然而然会发生转变。坊子区教育局在最近一次的工作汇报中开头就说:改变了管理方式,变施令者为服务者。它提供的服务包括制定规则、搭建平台、组织评价、调配资源。

    坊子区在推进这场改革的过程中,期盼得到高层的回应。1月10日,从教育部年度工作会上传来了这种声音,部长袁贵仁说:“凡是学校自己能做好的事,我们都不要干预。”坊子区教育局在过去的几年里正是这样做的,从学校能够做好的众多领域中退了出来。

    副局长马效伟说,教育局应该相当于运动会的组委会,不要做裁判,也不要做运动员,但比****规则应由我们来定。制定规则的主要原则包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学校减负、还权、明责。

    “要从按潜规则办事变成按明规则办事。”主导这场改革的区教育局原局长刘伟说。这几年,喜欢推荐人选的领导们在坊子区校长的选拔、聘任上,暂时失去了话语权和决定权。校长们只能从校长后备人才库的名单里以专业选拔的方式产生,谁能进入后备库,其资格的认定又是由随机抽取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通过笔试、面试及考察等方式决定的。请领导打招呼安排某人去某校的做法也行不通了。坊子区的教师选择学校的原则是:公布考试成绩和学校岗位,请第一名先选,以此类推。教育局还主动放弃了教师职称的决定权,根据学校规模分配职称名额,由学校成立专门的评聘委员会决定人选,教育局只负责审核,察看是否有违规行为。有的校长也向局长学习,不进委员会。

    “对权力,谁都有欲望,这是本能,因为有权在手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刘伟说,“但是,为了把坊子区的教育办好,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行,包括放权。”民办的北海双语学校也带给刘伟很多启示。它的董事长是校长高峰的服务者而非管理者,他会亲自安排高校长的早餐,但不会干预他办学,只是逢年过节来学校为老师们颁奖、送红包。

    这几年,不断有外地教育局长来坊子区考察、学习,对它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举措,有人无动于衷,也有人表现出了兴趣但坦言无法实行。“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很艰难,因为管理是一种权力,要放弃权力很难。”副局长马效伟说。

    取消某些机构用习惯了的权力,也会遭致不满和反对。坊子区教育局撤销了8个街道教管办,成立了5处街道教育管理服务中心。教管办有“小教育局”之称,掌握着部分小学校长的任命权,并存在严重的截留教育经费(有的高达学校经费的近一半)和教育信息的问题。一些外出学习培训的通知到了这一级常被搁置。新成立的街道教育管理服务中心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负责联系当地政府和社会组织支持学校办学,优化配置教育资源。

    另一个被强行转变职能的机构是教研室。这个教育局的“第一大科室”在2009年底变身为坊子区基础教育研究监测中心,以突出其课程研究和监测职能,对教育教学管理变行政领导为学术引领。

    教研室的教研员们曾经手握什么样的权力?坊子区教育局副局长、尚文中学校长张国钟说:“教研员的权力很大,他到学校去连校长都批评,校长还得乖乖的。他们手里卡着优质课、教学能手、优秀论文等评比的机会。”九龙中学校长梁健志说,以前,教研室事无巨细把学校控制得太死,甚至连学校的课堂教学也必须按照教研室的模式去推,限制了部分教师的发展,使得以师为本的个性化教学难以实现。不过现在,梁校长很愿意主动邀请教研员们来学校进行教学和课程的诊断,因为,“他们变成了帮助学校发展的合作伙伴”。

    丰际萍是坊子区基础教育研究监测中心副主任,她认为,教研室职能转变前后根本的不同是:少了管理职能,更强调为学校服务。“以前就是要管学校,连老师备课、作业批改的情况都要检查,学校只能被动应付。现在,主要是针对课程改革、科研去发现问题,引导、服务。发现好的教学法,不再搞强制推广,而是开论坛、研讨会,提供启发,充分尊重老师们的自主选择。”从2010年开始,她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和坊子区实验小学的老师们一起开展“学校课程体系建设深化实践研究”,为这所平稳发展的学校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从课程入手改变了学校生态。

    当坊子区教育局从发通知、搞检查,事无巨细的管理学校的状态中摆脱后,它开始有精力去做一些学校和校长们需要但难以办成的事情,以供那些服务对象在其搭建的平台上朝教育家办学的方向努力。

    “修建校舍、设备配备等,这是我的责任。至于如何用,用不用,是校长的事,教育局不要插手。”刘伟说,“我们为各校配备电子白板后,一些学校搁置不用,有人建议检查,我说不用急,慢慢来,一定让他们明白那是自己的事情。”

    坊子区教育局在北京和上海的两所名校建立了培训基地,并为教师们提供在国内外考察、学习的机会,“去不去,是老师们自己的事”,为此,教育局每年要花近200万元的培训费。2012年10月,该区的33名校长和骨干教师在北京十一学校参加完为期两天的新学校论坛后,又在北京的清华附小、中关村一小等6所小学跟班学习了10天,重点考察办学理念和课程建设。他们白天进课堂、听报告,晚上讨论、写随笔。曹村小学的梁书华校长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些农村小学,到底能向他们学习什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北京的这些小学拥有的办学条件、师资、生源及社会资源我们无法借鉴,但是汲取他们的办学理念,基于自己的校情,可以在以下3个方面努力:做会取舍的校长,培养爱读书的学生,设计适合孩子的课程。他说:“只要我们肯动脑筋,农村校园也能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为打造更多的学习乐园,2012年6月,坊子区教育局决定构建“学校发展共同体”,教育局、区直学校、初中学校和部分优质的联盟小学与16处街道薄弱小学结成发展伙伴关系,每年提供20万元的奖励基金。区教育局和潍坊四中与距离县城30多公里的农村学校西李小学结成发展共同体。教育局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和小学科科长、副科长被派到这所小学支教一年,潍坊四中也提供了师资,帮助这所只有9位教师、200多名学生的学校开发了编织、剪纸、泥塑、小菜园、园林培育等名为“小手创造大世界”的校本课程。曾经在刘伟局长面前哭过几次的年轻女校长后来破涕为笑,“感觉那所毫无生气的学校确实活起来了”。

    教育局又从4家企业筹集到100万元经费,选拔了30名优秀校长(园长)和教师,以3年为一个周期进行重点培养。它还请新华书店提供40万元的支持,设立校长发展基金。每年暑假,教育局还要主办一次校长读书会,“由局里出钱买三五本书,提前一两个月发给每位校长”,然后请大家相聚在某个僻静的地方,深入讨论。去年暑假的读书会,他们阅读的是《陶行知教育名篇精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佐藤学的《静悄悄的革命》和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一起讨论了提前征集的问题: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听校长们谈教育,发现他们水平比我高,感到很惶恐。”副局长马效伟笑着说。

    北海双语学校校长王伟芝表扬了他的顶头上司,他说:“教育局以前是管理有余,引领不足。现在变成服务的,站在一边为学校鼓掌、鼓劲的角色。”他感谢这位服务的提供者还帮助学校挡住了其他部门的干扰。比如,教育局不把订报纸的任务分摊给学校,也不将之作为评价考核的内容,只是提供了4份教育类报刊供大家自主选择。今年,北海双语学校只花了1.7万元订阅一些师生们选择的报刊,其中没有省市级党报。

    2012年12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论坛现场,有人问刘伟局长:你把权力放给学校,校长办不好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管的这些年,教育让人民满意了吗?”

    坊子区教育局转变职能,推行简政放权的改革,影响了一批人的权力和利益,但赢得了各个学校的欢迎和支持。崇文中学校长焦宗芳希望“将这些举措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因领导的改变而改变,让这股教育的清风能持久地吹,让星星之火能够燎原”。

    但刘伟说:“当改革改到一定程度,顶层不配套,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上面不变,下面会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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